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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杨佑之
1893年4月2日
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71年9月10日
于成都病逝。
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会计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杨佑之
教授原名德宽，祖籍湖南
长沙
，1893年生于江苏
省南京
市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出生不到4个月其母病逝。13岁在长沙上中学,因无力交纳学费被勒令退学。后经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学商科,师从马寅初先生,成为其高足。大学毕业后，经马寅初教授推荐，杨佑之
先后在北京尚志商业学校和北京师范学校任教。
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保护了许多学生，培养了大批高等统计和会计人才。他对会计学的各领域都有精湛的研究、独特的见解、突出的贡献
。他一面教学，一面著书，留下了《会计学》、《高等会计学》、《统计与制图》、《高级统计讲义》、《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等十余部重要著作和教材。
杨佑之
教授一生勤勉，正直，同情和支持革命，是一位热爱党，热爱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经济核算与分析专家。
“五四”风雨沐丹心
1919年，震撼中国大地的“五四”运动爆发时，杨佑之
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商科。
民主革命的急风暴雨打破了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唤醒了沉睡的人民，振奋了民族精神，也给杨佑之
—个靠半工半读维持生计和学业的穷学生以深刻地教育。
他投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之中，走过古老帝都的大街，亲眼看见火烧赵家楼的滚滚浓烟卷过阴沉的天空。伟大的“五四”运动，使他深刻地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想到自己毫无乐趣的童年—生身母亲在他出生不到四个月便病逝，在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受到祖父和父辈令人窒息的禁锢和管教。为了能读小学、上中学，在亲友中间乞哀告怜，受够了冷遇，看够了白眼。
他想起了13岁那一年，在长沙老家上中学，因欠了一学期的学费被勒令退学，洒泪离开了学校。
他想起了为缴纳昂贵的大学学费，不得不在课余时间走出教室在外勤工俭学，夏顶烈日，冬吸北风，又饥又乏，苦熬了三年，好不容易维持到大学毕业……
当时，北京大学商科由中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主持。马老上课要求极为严格，不但教材全是英文，课堂教学也采用英语。杨佑之
凭着在中学和大学预科打下的坚实基础，出色地完成了学业，成为马老门下的高足弟子。
马老刚直的性格，严谨的治学精神，如火的爱国热忱给杨佑之
留下很深的印象。马老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带动和教育了许多学生。
后来，1948年在华西大学纪念“五四”运动29周年的大会上，杨佑之
说:“五四，是我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的洗礼，是爱国主义的第一课，从那时候起，我才深深感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菲薄之力。”
呕心沥血育桃李
大学毕业后，经马寅初教授推荐，杨佑之
先后在北京尚志商业学校和北京师范学校任教。1928年至1935年，他先后在北京中国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北京朝阳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商学院任教授。1936年，应四川大学邀请，来到成都讲学。
当时，偏僻的大西南会统人员如凤毛麟角，他是第一位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和高等统计学的教授。
1936年至1949年，他先后担任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校长以及华西大学经济系和成华大学会计系系主任。
1943年6月由当时教育部颁发教授证书，杨佑之
为部颁教授，同年7月获得了会计师证书。
成都刚解放，他担任华西大学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代表我国政府从英美教会手中接管了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在极其复杂的接管工作中，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踏实地一丝不苟地将原华大的房产设备、历史档案、文物资料、实验仪器和科研成果等一项不漏地造册交给政府，顺利完成了国家接收接办的任务，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高度责任感，受到西南高等教育部表扬。
1952年至1971年，他在四川财经学院(一度更名为成都大学)任会计系、核算经济系、计划经济系、会计统计系系主任。
在杨佑之
教授执教的42年里，直接聆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数千人。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培养的学生目前大多数已是教授、系主任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50年代和60年代培养的学生大多数已是肩挑重担，有的任博士生导师，有的任注册会计师、总会计师、经济师和统计师。他的学生遍布全国，真是桃李满天下。
杨佑之
教授对待教育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20世纪40年代，他在成都的几所大学讲课，几乎每天都要穿街过巷，从南门到西门，再到东门，步行十来里。为了上课，他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却从未迟到过。1938年秋，为避日机轰炸，四川大学迁校峨眉山
，他每天同样步行十几里从县城去山上伏虎寺上课。一次大雪封山，寒气逼人，学生们都以为教授不会来了，在报国寺宿舍里休息。他却踏着深深的积雪，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教室等待学生来上课，冻得手脚麻木。这件事，给学生们留下了为人师表的深刻印象。
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总结丰富的教学与实践经验，他在抗战中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撰写了《会计学》(1938年出版)和《会计学纲要》(1939年出版)。这两部书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撰写了《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会计报告分析》等教材和十多篇论。1964年，他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地书写《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一书。杨佑之
教授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在会计和统计学方面是全才。他开过统计会计学、经济学原理、国际公法、国际商法、成本会计、差额分析等课程。在教学中，他特别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课后，他认真批阅学生作业，逐题检查，有谬误之处他都用工整的楷体字批点，既指出出现错误
的原因，又有鼓励改进之意，处处体现出一丝不苟的作风。对学生毕业论文既要求严格更指导有方。他上课，十分重视语言的准确、生动，许多枯燥无味的教材，经他出神入化的讲解，变得兴味盎然，妙趣横生。至今，他的一些年过古稀的学生还记得他讲课的情景，都说：杨老师讲课，具有一种强烈的艺术魅力。
长期以来，他作为系主任担负着相当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事无巨细，他事必躬亲，经常带领师生下厂实习和调查研究。重庆的炎夏，上坡下坎，汗流浃背，他不辞劳苦；成都的隆冬，朔风冷雨，溽湿衣衫，他不畏寒冷。哪里有教学实习点，他就到哪里去。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大字报铺天盖地
朝他袭来，可是他心中仍牵挂着教学实习，步行到远郊工厂去了解情况，一位七旬老人如此热心于党的教育事业，鼓励学生深入实际以培养德才兼备人才，使工厂的干部们都深为感动。
无论在会计学、统计学的教学或实践中，他都贯穿了独特的学术思想。在会计借贷原理中，他主张客观主义，以科目作借贷的主体，交易中科目是收作为它的借方，科目是付作为它的贷方。实践证明，他的这些理论是正确的。
正直进步贯终生
杨佑之
教授的一生是清廉正直的一生，是要求进步，追求光明的一生。
他经常告诫学生：当会计师，最要紧的是清廉正直，道德高尚。
新中国成立前，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反动校长要挟他参加国民党，他宁可不当教授也坚持不允；在华西大学，又有人拉他参加反动的民社党，他也矢口拒绝了。对反动政府官员们鱼肉百姓，贪污腐化，他是深恶痛绝的。1945年，他创办了“杨佑之
会计事务所”，受理民间会计事务，决心用自己微绵之力以正压邪。
1946年，他受聘清查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账目。由于该公司背景复杂，管理紊乱，账目不清。这不但涉及到若干资本家的利益，也涉及到全市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这笔账目能否弄清成为众目瞩望的经济大案。他接此案后，充分运用了会计方面的渊博知识，和助手一起，经过一段时间严密清查，终将这笔烂账查得一清二楚。在清查期间杨佑之
教授拒绝一切贿赂，堂堂正正而来，两袖清风而去，为成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由于他的清廉正直，事务所声望日隆。后来，连一般民事，如邻里财务纠纷，朋友间借贷争执，都找他调解，可见群众对他的信赖。
杨佑之
教授作为经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爱国知识分子，一贯思想进步，追求光明，对党和革命事业非常热忱。
1939年，广大学生抗战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反动政府为了控制局面派了一个大特务到四川大学当校长，杨佑之
和川大若干知名教授联名发表了抗议声明，反对其独裁专制，迫害进步学生，并为此愤然辞去教授职务，离开了当时的四川大学。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白色恐怖下，他不顾自身安全，支持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他既千方百计保护在校进步学生; 又多方营救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沈荫家和曾俊修，当沈、曾两学生获释后，他向学校据理力争，让他们复学并完成学业。他为保护进步学生的胆识与魄力令人永远敬佩。
抗战胜利后，他支持和赞同长子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他的住所房顶小阁楼上，密藏着长子从昆明带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革命著作。他不顾暑气蒸腾，蹲在狭小的阁楼上如饥似渴地阅读，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后来，在他的支持下，长子经地下党组织安排前往解放区，投身革命。成都刚解放，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兵种急需技术人员，他毅然同意次子参军。他满腔爱国热情，教育他的弟子们毕业后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安排，分赴东北和祖国需要的地区去踏实工作。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日子里，他常以系主任名义邀请进步教授讲课，教育广大师生。比如，他请彭迪先、黄宪章等进步教授演讲“给伪法币算命”，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置人民于苦海的金融政策，使校方和特务们都感到震惊。他组织揭露反动当局，从而教育与激发了广大师生反蒋反内战的爱国热情。
为了经常听到延安新华社的广播，他让女婿将他的收音机增添了短波波段，并冒着极大的风险拉了很长的天线(当时，收短波是违法的)。就在那一台收音机旁，他含着热泪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实况广播。
作为一位名教授，他的生活十分俭朴，而对处境困难的学生却十分关怀，一旦知道学生生活窘迫，总是尽其所能，解囊相助，甚至让一些外地贫困学生住在自己家里，包吃包住直至毕业，充分反映了他是如此地爱护自己的弟子们。
磨难虽多心无瑕
早在20世纪30年代，杨佑之
教授就认为：统计与会计应该结合在一起，成为帮助和指导生产经营管理的决定性环节。中国要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就必须在统计与会计上下大的功夫，使管理科学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今天，重温此论，更感其真知灼见，有很高的预见性和现实意义。为了探讨此论，他整理
了几千张卡片，准备写一部会计—统计专著。
可是，十年动乱来了……
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作为“反动会计学的祖师爷”进行残酷批斗，无情打击。两次抄家，将书籍财物洗劫一空，每月只靠15元生活费过日子。他的情况是那么令人心痛，人人都惦念他老人家的健康与安全。
面对严酷的考验，他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强信念，情绪还很乐观。七十多岁高龄拉架子车、做杂役、种菜、扫地，竟毫无怨言。让他到食堂当炊事员，他满腔热情为就餐人员服务，卖菜卖饭，嘴勤腿勤，算账极快，态度可亲，所以就餐人员总是喜欢排在他的窗口买饭。
1970年，经查明他已患胃癌、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但仍强迫他去“军垦”农场，在家人请求之下，方允许在校劳动。他的儿女在湘、桂、赣、宁等省,无法照顾他，加之治疗不及时，病情急剧恶化。1971年初,他卧床不起，仍对夫人讲:“我致力于教学50多年……为教育工作……有一定贡献
……我想……等组织作个结论……说清楚……”
等待组织结论成为他的最大遗愿。1971年9月10日
的深夜，杨佑之
教授不幸逝世!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四川财经学院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为杨佑之
教授平反，恢复名誉。我国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刘开扬教授奋笔为他写下了挽联:桃李门前公植育 松梅江上我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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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人:歪C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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