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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丁洪范
丁洪范
别名茂海，浙江天台县人，生于1898年12月1日
。
他的父亲丁达西，是一个佃农，曾当过鞋匠，家庭经济情况贫困。他笃信基督教，晚年担任过牧师。由于他子女多达7人，生活很困难。所以丁洪范
先生幼年失学。直到15岁时即1913年7月，得到一位牧师的资助，到杭州之江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17年7月读完中学，进入之江大学本科学习。1918年4月，他学习成绩优异，得到华洋义赈会的资助，到菲律宾大学读大学。一开始他学的是林科。学了两年之后，由于在森林中实习非常艰苦，他患了肺结核症，遂转到商科学习。1922年4月，他读完商科，又在研究部研究，直到1923年11月回国。
1924年1月到8月，他在上海益华公司任会计主任并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商科教师。1924年8月到1926年1月，他在南京江苏省立造林场任苗圃主任。1926年2月，由于肺病复发，他回天台老家养病。1932年秋，丁洪范
先生到上海商学院任讲师，讲授企业管理，销售管理和商品学等课程。1934年8月，他到南开大学商学院任讲师，讲授会计学、成本会计学、经济学等课程。同时他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国际贸易、生产力平衡等课程的研究。他曾担任天津《大公报·经济周刊》的主编，并在该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丁洪范
先生到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授兼任银行会计系主任，后改任银行保险系主任。他在重庆大学任教4年期间，因为教学的需要和师资的缺乏，他开了不少课程，其中包括经济学、会计学、成本会计学、销售学、运输学、货市银行学、银行制度，银行会计等。他作为银行会计系主任，几乎把该系的主要课程都教遍。他在课余还对战时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在《财政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当时重庆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马先生在1940年春夏，在重庆发表了4次演说，演说的内容还吸取了丁先生的观点。马先生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支持战争。但当时是“下等人”(指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出力打仗，中等人(指工薪收入者)出钱，他们的收入因物价上涨而贬值，等于上了税。“上等人”(指经商)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屯积居奇，发国难财。
1941年8月，丁先生到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还曾担任过法学院院长。他还是讲授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高级会计学、高级财政学、赋税论。直接税
论等课程。在课余还是做研究工作，研究通货膨胀与财政，我国银行业的改造，战后货币制度的整理
等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丁先生于1946年8月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并兼任银行会计系主任。除了讲授过去讲过的老课外，还开了新课“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了比较。
1947年8月，丁先生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南开大学。以后一直留在南开大学，长达32年，直到去世。他回南开大学以后担任会计、统计系的主任，他在讲授经济政策的课程时，尖锐地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特别是对计划经济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能满足人们各色各样的不同的需要，违反经济规律会导致生产资源的错误
配置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因此他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主张中国走“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曾对人说过：“我是江西九江长江上的小孤山，右边来的人说我左，左边来的人说我右。我不左不右，是中流砥柱”。他为《中流》杂志写文章，鼓吹中间路线，并充任“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学会”的赞助人。
解放以后，南开大学财经学院新开了政治经济学
课程，有人主张停开原来的经济学课程，丁先生对此提出异义。1950年，在—次辩论会上，他说政治经济学
和经济学二者不可偏废。前者偏重政治，后者偏重技术方面。许多应用性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
并不去研究。所以他提出来要把政治经济学
和技术经济学结合起来。通过形象化的比喻。叫做“二马结婚”，即把马克思的政冶经济学和马歇尔(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者)的经济学原理(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这种观点遭到了一位政治经济学
教授的尖锐批评，他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怎么能同庸俗的马歇尔的经济学结合起来呢?为了捍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的纯洁性必须把丁洪范
的荒谬观点彻底加以批判。丁先生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最后这场辩论会成了对丁先生的政治围攻，说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丁先生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讲授经济学了。
1957年春，中国共产党整风，提倡百家争鸣。丁先生在1957年5月5日
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的文章。他主张在争鸣中要有科学的分析，充分的说服力，不能根据经典作家的一句话作为根据来判明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经典作家所说的话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是真理，教条主义不能解决问题。丁先生的这种观点是与《实践论》的观点一致的，但是在。反右运动中，丁先生被诬告为企图在百家争鸣中取消马克思主义。丁先生坚持自己的信念，从不在这一点上承认错误
。他说，批判我，斗我，什么都可以，就是把我打成反革命，也没关系。客观事实
就是如此。丁先生果然被打成反革命了。1958年12月，天津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丁洪范
“反革命案”。定罪的根据是他在解放前在湖南大学任匪党国民党区分部书记，1948年参加民主自由社会主义政盟，1950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和1957年在百家争鸣中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判决丁先生管制3年，从1958年12月到1961年12月。
以后在1973年摘去了丁先生的反革命帽子。在1978年丁先生患病去世前，对丁先生的问题，全部予以平反。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被批斗，还要下乡劳动。他身置逆境，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1978年，当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以后，患了直肠癌症，手术后不见好转。他自念已不久于人世了，很思念故乡，遂于秋天回到浙江天台老家。1979年1月1日去世，终年80岁。在他的墓碑上按他的遗愿，刻着“经济学家丁洪范
之墓”。
丁洪范
教授一生做了许多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它的最主要著作是《经济学原理》。他在大学里多年讲授经济学课程，自编讲义，作为课本。共有50万字，五易其稿，不断修改和改进。在抗战胜利时．这部经济学原理最后定稿，但在当时没有办法出版。他在解放后还是对这本书进行修改。临死前，他把书稿交给了他的学生，希望有一天能够问世，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遗愿至今未能实现。
丁先生的《经济学原理》与当时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或概论相比，具有很多的特点和优点。最大的特点是丁先生的书处处结合中国的实际，不像有些著作以介绍外国的理论为主。在他的书中博引旁证，给人以种种启发。例如他在论述人口问题时，非但论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且论述中国洪亮
吉的人口论。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问题，他结合生产要素配合的理论来说明中国人力资源很丰富，而其他生产要素又很不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的劳动力将无法完全吸收和利用。加上技术进步，生产领域内将会节省劳动力的利用。这个观点与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中的观点有类似之处。
[b]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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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洪范
教授一生从事过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发表经济与会计学论文及译文近50篇，独撰及与人合编（译）著作近10部，涉及经济理论、财政赋税、金融等多个领域。
经济理论方面的著（译）作主要有《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选辑》（季陶达主编，商务印书馆1963年），以笔名子箕与南宇（袁贤能，1898年～1983年，经济学家）、惟贤（宗惟贤，林语堂之婿，曾任驻纽约副领事）合译《人口原理》（[英]马尔萨斯著，同前1964年），《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建设应从资本的强制储积做起》（方显廷主编，《中国经济研究》同前1938年），《生产力平衡原则刍议并论中国的国际贸易》（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6年），《抗战的出路》（香鹤书局1938年），《中国往哪里去》（致中学会1946年）等。
经济理论类论文主要有《Chow Kwongshu：A Handbook of Chinese Trade Customs》（《政治经济学
报》1935年第1期），《中国闭关时代的经济循环》（《民立》1933年第1期），《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1935年第9期），《生产力平衡原则刍议并论中国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
报》1936年第4卷第4期），《日英在华之经济斗争》（《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14号），《非常时经济建设的两大先决问题》（《月报》1937年第1卷第2期），《如何动员全国的物力》（《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10卷第4～5期），《战时节约的理论与实施》（《经济动员》1938年第6～7期），《如何统制物价》（同前1939年第3卷第2、3期），《法币财政与国际贸易》（《贸易月刊》1940年第2卷第4期），《战时贸易国营论》（同前1941年第3卷第1、8期），《动态数量说与恶性循环之起因》（《财政评论》1940年第4卷第1期），《从销售观点分析商品》（《新工商》1943年第1卷第1期），《商标的原理与技术》（同前第3期），《工业化官僚化与科学化》（同前第4期），《经济的极乐世界及其达成》（《中华工商》1947年第1卷第1期）和《管制物价的故事》（《天津经济统计月报》1948年第28期）等。
金融理论类论文主要有《黄金国有论》（《经济动员》1938年第3期），《战时金融之前方与后方》（同前1939年第2卷第10期），《法币之前途及其救济》（《时事月报》1939年第21卷第1期），《银行主要职责及其监督和管理》（与方辉敏合作，《经济研究季报》1941年第1卷第2期），《天津金融市场概况》（《资本市场》1948年第1卷第10～12期），《储蓄与利率》（《财政评论》1944年第12卷第2期），以及《政府对于商业银行的管制》（同前第8卷5期）和《我国银行制度之改造》（《金融知识》第2卷1期）等。
财政赋税类论文主要有《论我国作战的财源及其补救办法》（《经济动员》1938年第11期》，《由抗战财政转为建国财政》（《财政评论》1939年12月第2期），《我国战后财政与资本捐》（同前1944年第11卷第6期），《经常与非常的财源及其调度》（《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1944年第7期），《财政的通货膨胀的运用》（《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年第3卷第4期），《非常时期财政应否以通货税为出路》（《大公报（经济周刊）》1936年7月1日
第11版），《民族主义与保护关税》（《四川经济月刊》1934年第11卷第1、2期），《民国以来之海关收支概况》（《政治经济学
报》1936年第5卷第1期），《中国租税问题》（同前1936年第5卷第2期）和《中国财富与收益的个人分配及其所引起之问题》（《经济学报》1941年第2卷第1期）等。 会计方面的论著，主要是在《大众会计》上发表《什么是会计核算》（1956年7月号），《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任务》（1956年8月号），《社会主义若干重要部门会计的任务》（1956年10月号），《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方法》（1957年1月号），《关于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1957年3月号），《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1957年9月号）；以及与他人合著《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上海财经出版社1958年）等。1935年在《政治经济学
报》上发表会计评论文章《潘序伦著会计学》（第3卷第4期）和《谢庄：简易合作簿记》（第4卷第1期），并曾在《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
）上发表《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一文。
其会计与经济理论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主张会计核算对象的“过程论”。20世纪50年代，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在《关于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与《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两篇文章中论述了自己有关会计核算对象的观点。他认为，会计核算首要地是用来核算财产，对会计单位的全部财产做全面地连续不断地核算，因为财产的所有者迫切需要掌握的是他的财产的消长变化情况。只有通过全面地连续不断地观察、计量和登记，才能符合这个要求。这个要求对于一切社会和一切财产的主人都是适用的。因此，可以初步肯定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一个要素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那部分用货币估价的财产的变动。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前苏联的会计专家在会计对象的表述中只提社会主义财产，而忽略了它的动态特点是不够全面的。由此，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在各级企业、机关和组织中所进行的以货币估价的社会主义财产的变动，反映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物质资料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对象的内容实质是无剥削的，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物质资料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他所主张的“过程论”，与会计核算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的“运动论”一起，是我国自19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有关会计对象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两种观点，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会计学人。
二是认为“会计与会计学截然不同”。在会计学术界，关于会计与会计学的关系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会计与会计学完全相同；一种认为两者截然不同。丁教授持后种观点。他在《什么是会计核算》一文中指出，“会计核算（或会计）和会计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绝对不能混淆的，……会计核算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而会计学则为研究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的一门学问或科学。在发展史上，会计核算远在会计学之先。”这里，先生从会计是一种经济现象，会计学是一门科学，以及会计在先，会计学在后，对两者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所以，绝对不能混淆。
三是力主会计学“技术科学论”。会计学的性质是会计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人认为会计学属于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人认为会计学同一般的技术科学一样，主要是研究如何完成其技术任务的作业方法。对此，先生持后一种观点，他在《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一文中指出，会计学是经济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技术科学，……会计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如何正确而又有效率地反映会计作业对象以完成会计的任务，即会计的作业方法如资产负债表、复式记账等。从丁先生主张会计学是一门技术科学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着“会计无阶级性”的这一命题，只是先生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没有明确提出而已。
四是认为会计方法包括“定期核算的基本方式，日常核算的基本方式”。关于会计核算的方法，一般认为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财产清查
和成本计算等。先生在《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方法》一文阐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会计方法的本体一方面表现为资产负债表，作为定期核算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表现为账户记录，作为日常核算的基本方式。这两个基本方式各自有一系列从属的具体方式，各自成一系统。有的具体方式从属于这一基本方式，有的从属于另一个，但也有许多对这两方面都有关系无分彼此的。这两个系统矛盾地统一着相辅相成，以反映对象、完成会计核算的任务。定期核算方式的系统以资产负债表为主，其他会计报表为辅，从属的有盘存，发生额对照表（会计汇总表），凭证和账表检查，报表分析，等。日常核算方式的系统以账户及复式（有时单式）记账法为主，从属的有凭证审编，估价及成本计算，账簿及记账法等形式，错误
改正法，等。先生的上述观点，可谓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对拓展会计学人的视野，繁荣社会主义会计理论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五是主张“二马结婚”理论与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针对当时经济学教育的思路，主张把政治经济学
和技术经济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二马结婚”的观点，也就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英国及至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结合起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并非对立，完全可以调和起来，相互补充，不必为了推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而全面否定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先生讲授经济政策课程时，在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指出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能满足人们各色各样的不同需要，违反经济规律，会导致生产资源的错误
配置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他一直反对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证明，丁氏主张的政治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的结合及市场经济理论，具有科学性与预见性，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57年春，全国上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丁氏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中。针对当时百家争鸣中教条主义现象，在其《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一文提出，争鸣中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充分的说服力，不能将经典作家的一句话作为根据来判明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20世纪80年代，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的改革开放始于思想解放运动，而这场史无前例思想解放运动发端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华夏子孙的共识之后，才使得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遗憾的是，丁先生的这一主张在改革开放前30年未能被世人所接受，他也因“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观点的发表，在政治上倍受煎熬。 丁教授不愧为经济学与会计学领域的思想家，总是高屋建瓴的思考与探讨经济学与会计学中一些带有战略性的理论问题，常常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即使在身处逆境，也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与捍卫。今天看来，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上可行的，并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与会计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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